“经济”一词最初源自近代日本，而英语“economy”，则源自古希腊语“oukovouia”，后者直译为“家政术”，即处理家庭的财务问题。近代日本在接触到西学后将“economy”意译为“经济”（取义中国典籍中“经世济民”），而由其衍生而来的“economics”也就成了“经济学”。若按其本意解读，这两个词更贴切的意思应是“交换”与“交换学”。或许是从那时起，日本上层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已开始出现偏差……

　　1945年秋随着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战败，境外的士兵与平民开始陆续归国，而迎接他们的却是满目疮痍的国家。二战期间，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119座城市遭美军轰炸，其所造成的破坏甚至不比挨过的广岛、长崎小。麦克阿瑟抵达东京时，日本政府差点连“迎驾”的车队都凑不出来。

　　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前，日本社会的运行就已难以为继，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盟军的打击。日本当时只有不到8000万人，但政府人员和军人就占了近1000万，后者不仅不创造一分钱财富还给平民带来天量税负。

　　其实所谓“军国主义”并非是一种狂热思潮而已，它更是一种扭曲异化的社会运行逻辑。人们的绝大多数产出，都会被上层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搜刮一空用于对外侵略（注：军国主义者会在宣传上对这种行为进行“包装”，但不能改变其实质）。少量物资会留给平民，用以搭建一个最低限度的维生体系，好让他们能继续产出财富和人口，以用于下一轮更大规模的侵略。当时的日本民众，说白了，早已沦为自己国家的“柴薪”。随着大批境外日本人回国，其国内早已捉襟见肘的粮食供应变得更加入不敷出，饥饿成为日本战后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

　　在当时，恐怕没几个人会想到，千疮百孔的日本社会即将迎来自“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后的第三次深刻的社会变革。究其根本，如今日本的一系列发展成果及一系列问题，都拜其所赐。

　　投降后的日本按最初达成的方案，本应由美、英、中、苏四国分区占领、共同管理。然而，当时的中国并未在日本驻军，英国和苏联出于各自考虑，也都放弃了向日本派驻军队，这么一来，日本就只能由美国一家来接管。对日本而言，这就让其避免了像战后德国那样被一分为二。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名义上施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可事实上天皇手里仍握有实权，因此其政体更像是一种“君主开明专制”。若以税收和国防动员能力看，近代日本的军政集权程度，已超过中国皇权时代的各个王朝。在日本宣告投降后，昭和天皇甚至还能借着“终战”后的混乱，授意身为皇族成员的东久迩宫稔彦王组阁，搞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皇族内阁，希望借此来强化权力为后面的讨价还价增加筹码。东久迩宫内阁虽只维系了54天，就在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压力下集体“辞职”。但这出闹剧也表明，天皇在旧日本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一个“虚君”。1946年11月3日，在美国授意及“帮助”下重新修订的《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次年5月3日正式实施）。除新闻里经常被提及的“宪法第九条”外（日本永久放弃战争和战争手段），新宪法要解决的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天皇”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日本人”与“日本国”之间的问题。

　　当时的美国既想要一个“安全的日本”（因为在二战中吃过日本的亏），又想要一个“堪用的日本”（因为和苏联的矛盾日益明显）。于是新宪法中取消了天皇对于国家的一切统治权，规定前者只是日本国和国民整体的象征，而且这个象征地位是以国民意志为依据的。在更早的 1946 年1月1日，昭和天皇还发布了《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由此终结了旧日本时期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体制。

　　美国之所以要大费周章留下天皇，一方面是出于在占领区尽快安定人心的考虑：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有这样一位法理上的国家元首始终“占着位置”，未来日本上层也就很难产生“统”“治”权集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这样的日本显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曾围绕天皇所建立的枢密院、贵族院及最重要的军部，在日本新的政治架构中一律被废除。如此一来，明治维新后近78年，日本终于开始实行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

　　在订立新宪法的同时，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改造按部就班展开。与舆论管制被悉数解除，地方政府与东京大幅度切割，被赋予了更多的自治权、华族（贵族）制度被取消，财阀集团被强行解散……依照新颁布的《财产税法》动产和不动产总值超过1000万日元（当时币值）的，征收税率达90%，即便是皇族也不能例外，此举直接重创了旧日本时代的大部分财阀，顺带也让日本皇族成为世界上“最穷”的王室之一。《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则让日本农村从事实上的庄园模式彻底改造成了小农模式，如今日本农产品价格普遍偏高及其精耕细作的模式，都源于战后的这次土地改革。

　　由此可见，战后数年日本似乎已被改造得脱胎换骨了，当时甚至有种说法称之为“明治维新的终结”。可从操作层面看，在某些关键领域仍是换汤不换药，而战后日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基本都与当初的“新瓶装旧酒”脱不了关系。至于原因，则与冷战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

　　如上所述，因苏联未按最初计划在日本驻军，日本逃过了被一分为二的命运。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二战后的美国上层就已意识到同苏联的对抗已无法避免，为此，美国自然不会同意苏军进驻日本岛。而以苏联的海空力量，也确实无力强行跨海登陆，最终只得放弃。由此开始，日本便不断收获冷战的“红利”。其中，人所共知的便是朝鲜战争。借地利之便，大量订单盘活了日本濒死的企业，也由此开启了日本的“特需景气”时代。

　　当然，冷战红利远远不止于此。1952年美国正式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在法律层面不再拥有对日本的管辖权。从时间点上不难看出，这也是朝鲜战争及其背后东西方对抗大环境给日本带来的一大好处，到1957年日本进一步恢复了本土地面防卫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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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在军备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为减少自身负担，其实是想让日本加大军事上投入的，反倒是日本政府自己态度消极。这当然不是日本上层有多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对于日本纯文官政府来说，加大军事投入除增加财政预算及陡增舆论压力外，并没什么实际利益。尽管驻日美军也得日本政府出钱，但细算下来还是比日本自己扩军划算。

　　1947至1951年，日本迎来战后第一波婴儿潮——“团块世代”，这代人最终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最大的依仗。1958年10月14日，当时世界第一高的东京塔正式竣工，全部建设时间只用了一年半，这成为日本战后国民信心恢复的重要标志。1960年底，日本开始推行“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战后人口红利开始“变现”，日本经济进入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各种日本品牌逐渐被全球所熟知……

　　在谈及这段历史时，人们惯于将其归功于当时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其实，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史，更像是一部官商博弈史。二战后，美国虽是以胜利者身份“接管”了日本，但其毕竟是“外来户”，要想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只能祭出“以夷制夷”这个管用的老法子。这么一来，日本政府的权力虽比战前大幅缩水，但其基本框架却未被拆掉——战前，日本的国家体制更接近于法国的模式（偏集权化），司法体制则属于标准的大陆法系。战败后，日本的国家体制被植入一部分英式元素（偏自治化），司法制度也吸纳了一部分海洋法系的理念，但总体框架和底层运行逻辑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总体看，政府依旧主导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面对战后的百废待兴，日本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喂饱自己（即解决财政问题），于是开始超量印钞，通胀随之而来。面对进一步混乱的市场，日本政府又成立了价格管理委员会，实施物价管制。在被管制的领域，商家无法把通胀压力传导出去（其他都涨价，就他们不许涨），于是只能向委员会提出价格变更申请，而面对海量的申请，日本政府又雇佣了更多办事员，这又多了更多的嘴来吃”皇粮”，于是只能继续加量印钞……通胀之下，人们对于金融体系的信任度一降再降，于是日本政府又有了一个“神”操作——冻结银行存款，储户每月只能定量支取自己存进去的钱。

　　紧接着，1947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复兴金融金库”用于给政府认可的“好企业”提供贷款和补贴。这么一来，原本企业间基于优胜劣汰原则的自由竞争就变成了争相向官员献媚（公关），搞定官员拿得到补贴的不用琢磨怎么搞定市场，搞不定的琢磨也没用。显然，日本政府自己是没产出的，各种补贴最终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变成全民的税负。如此操作下来，经济自然无法盘活，通胀再次加剧……

　　直到1949年2月，约瑟夫·道奇博士以顾问的身份到访日本，要求日本政府减少补贴，停发复兴金融债券，同时紧缩财政、增加盈余，而剩下的事则该交给企业自己去解决。在所谓“道奇路线”的救场之下，日本的通胀趋于缓和，生产开始复苏，这才令众多企业熬到了朝鲜战争爆发。

　　然而，经济稍有起色后，日本政府就开始新一轮折腾。1949年5月，日本政府把商工省改组为通产省，用以“指导”企业生产。就此，一个让日本企业无比头疼的官僚部门横空出世，一群办公室官僚自此有了“指导”企业家如何管企业的权力， 由此开始，日本商界与官僚之间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博弈。20世纪70至90年代，日本，都与这场官经济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商博弈脱不了干系，甚至进一步影响了日本一系列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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