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1927—1937 年，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存在着一种教育型选本。从选文标准来看，主要提倡简洁、易懂的文章；就选文构成而言，在侧重美文、小品文的同时，还收录了不少应用之文。由此，散文选本呈现出丰富的文章面貌与复杂的文本形态，即具有审美性和实用性的双重特征，体现出文学本位和教育本位的有机结合。散文选本与国文教育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和互渗关系。在通往国文教育的道路中，经由散文选本这一中介，还实现了作家、编者与读者的多边互动；但仍应审视其中存在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这对于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长远发展，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本之学，渊源有自，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已经存在。若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孔子的删诗行为，业已流露出选学之意味。至于萧统的《文选》，则被视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及至中国现代文学，这种选本现象仍旧存在，且颇为盛行。诸如，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堪称经典。此后，效仿者众多。这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具体到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专门文类，也有大量的文学选本。至于散文，因其具备文体之复杂性和模糊性，便尤为值得关注。

　　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散文选本逐渐地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研究视角还相对狭窄。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存在着一种颇为特殊的现象，即有一定数量的散文选本，专门面向普通中学生。而在出版之时，则标有“中学文学读本”或“国语补充读本”的字样。换而言之，这些散文选本还承担着国文教育的现实功能。缘此，本文以1927—1937年间散文选本为考察中心，回到具体的民国社会历史情境中，兼及现代教育史的视野，试图追问散文选本为何选、怎样选、选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进而探讨散文选本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有着历史极为久远的文章学传统。至于中国现代散文，在承继传统“文章”的基础上，兼采西方随笔的体貌，亦是相当发达。从体制和形态方面看，散文大多篇幅适中，且行文自由和便捷。无疑，这不仅有利于散文写作，而且相对方便于初学者上手学习。相较于其他文类而言，散文没有诗歌之晦涩和门槛高，也不及小说和戏剧篇幅之长与形式之繁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为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教育资源，进入中学国文教学，提供了更为切实的可操作性。当然，这并非指小说、诗歌等文体就完全不适于中学教学，其实也有相当数量的小说和诗歌被选入教育型选本。只不过，广义的散文还包括应用文，而这是提高广大中学生在文章写作技能方面的必备内容。散文选本的出现，更是为中学国文教育的建设，发挥了一种中介和补充作用。在众多散文选本中，编选者们会依据时间界限、文体特性、作品风格，甚至女性身份等开展筛选和编纂。简言之，其选取的标准，或者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尽相同。但就大体而言，这些散文“选本的出发点有三种，一是文学史的，二是文学批评的，三是为了实用，也就是为写作时找一范文”。显然，这第三种“为了实用”或“为写作时找一范文”之目的，与本文所要考察的教育型散文选本，颇为吻合。

　　教科书在普通学校的教学中，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某种程度而言，文学选本作为一种文学读本，也同样承担着教科书的职能，并在中学国文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或者，不如说文学选本也就是国语教科书的另一种形态。如朱自清所言：“近代兴办学校以后，大学中学国文课程的标准共有三变：一是以专籍为课本，二是用选本，三还是用选本，但加上课外参考书。”可以看到，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文教学的课程标准和相关要求，也在逐渐向科学性和高效性靠拢。无疑，这种变化的发生，与整个社会的时代思潮和教育政策有关。比如，在“民国十一年，改行现行的新学制，教科书又经了一番改革。在国文教学上受了提倡语体文，创造新文艺，灌输新思想，和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各种思潮的影响，国文教科书的形式上内容上都不能不改变”。当然，这与民国时期各大书店以及出版行业追逐利益的行为，也无法截然分开。作为在整个现实社会中获取生存资本和谋取利益的文化机构，它们能够相当敏锐地捕捉到时代风潮带来的瞬息变化。由此，众多书店都会相继“编成各种不同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以应各校不同的需要。商务于《初中国语教科书》之外，又编《现代初中国文》《高级白话文选》；中华于《国语读本》之外，复编《古文读本》；民智也有国文国语两种”。

　　再者，由不同编者选的各种现代散文选本，同样在向当时的中学国文教育倾斜。比如，林荫南编的《模范小品文读本》就是“以高中，初中的青年为它主要的读者对象。编辑的方法，是由浅入深，兼又群加分类，注释，因此，作为正式的文学读本，或者课外自修之书，均是十分适宜的”。姜亮夫也在其编的《现代散文选》中直接提及：“我们总想在帮助中学诸君怎样来学作文而外；还想因此而多送一份礼物，多少让他帮助一些中学诸君的知识。有时甚至于也谈点人生问题。”在1930年，赵景深前往北新书局担任总编辑职务。北新书局因迫于政治文化环境的逼仄，在经营规划方面有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而教科书和课外读本等出版物则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赵景深时常关注中学国文教育，并前后编选“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北新国语教本教授书”等丛书。尤其是“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主要“依照民国十八年教育部颁行刘大白先生等起草之《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编辑”。至于赵景深本人编选的《现代小品选》，即“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之一种，其所要“结集的目的不是给文学家看的，却是给青年学生作为国文科补充读物或课外自修用的”。此外，孙席珍也在《现代中国散文选（上卷）》中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以散文的成就最为优越，本书专选此项作品，目的在推荐文章模范，以供中等学校国语文学科讲读之用。”

　　但仍需指出的是，这些散文选本中的“选文”，从文体特性方面看，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形态。比如，江南文艺社编的《现代中国散文选（下卷）》，在选取周作人《苍蝇》《乌篷船》《苦雨》、朱自清《温州的踪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诸多美文、小品文之时，还收录鲁迅《狂人日记》、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等。实际上，前者是一种日记体小说，而后者则属于日常书信体例。再如，何光霁编选的《模范散文选注》，选取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周作人《平民的文学》、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并不避讳文艺杂论，而且在附录中收入梁实秋《论散文》以及编者所作的《怎样写散文》。由此可见，这也相对符合此类散文选本的教育定位。

　　对此，有学者认为“是教育场域知识泛化的结果：国文教学并非专为文学教育而设，所以它强调的是文章学的概念而非文学上的概念”。也就是说，国文教育并不等同于文学教育，前者的涵盖范围，无疑更广。实际上，文学教育所依据的更多是一种文学性标准，而国文教学在遵循文学性的同时，还会着重考虑教育性目标。因此，可以看到在这些现代散文选本中，编者在选取各种文章时，所依据的是古代“文章”范畴，而这里的散文选本是一种“文章选本”。只不过“中国古代以实用文体为中心的‘大文学’传统到了现代，被脱离具体实用的‘纯文学’所取代了，现代的‘纯文学’是不包括实用文体的”。自然，这些散文选本中的文章，在具有文学性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向应用之文倾斜，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美文，而是一种广义层面的散文，展现出较强的现实教育功能。质言之，1927—1937年间，中国现代散文选本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貌，既具有审美性和实用性双重特征，还体现出文学本位与教育本位的有机结合。

　　如前所述，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散文选本作为一种“文章选本”，在多重合力的作用下，逐渐地演变为中学国文教育中常见的普通读本。但与此同时，还有必要追问的是，在遵循提升国文教育水平的目标下，又在何种程度上，对散文选本中“文章”的体貌和构成方面，产生着一定的规约作用。换言之，为适应国文教育的社会现实需求，如此之多的散文选本又在哪些方面，呈现出相应的显在特征。

　　从选文标准来看，主要提倡收录简洁、易懂而非枯涩、乏味的文章，以供学生学习。比如，林荫南在其编选的《模范小品读本》中，指出：“编者选择极严，书中所选各篇，都是深入浅出，简练优美的作品，可为青年诸君作文时的模范的。读者诸君，能于此细心玩索，便可以学习各个作家技术上的特长，可以窥探各个作家成功的秘密。”郭沫若《小品六章》、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散文佳作，都有入选。无疑，朱自清的散文，细腻妥帖、脍炙人口。尤其是名篇《背影》，从思想情感方面看，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而就文章技法而言，亦是便于中学生学习作文的范文。再如，陈思在其编选的《小品文甲选》中，也曾提及此书“供高初级中学国语文教学之用，选材以现代青年为对象。……其陈义深奥的一概从略”。周作人《苍蝇》《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乌篷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等散文，皆入选其中。以周作人为例，其小品文冲淡平和、自然隽永，堪称美文范本。散文《苍蝇》中谈及的主要对象苍蝇，本是日常生活中极其常见且让人颇感恶心的东西。但周氏却一反常态，叙写儿时记忆中有关苍蝇的不同玩法；还通过拟人修辞、征引神话传说等各种方式，使得笔下的苍蝇具有不少人情、人性之美。书信体散文《乌篷船》，以亲切自如的口吻，向友人娓娓叙说故乡特殊的风物——乌篷船。在谈及乌篷船的种类、外形以及结构特征时，充满丰富的知识性。当然，文章中也不乏浓郁的趣味和美感：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显然，这是一幅宁静的水乡风俗画卷。此处“要……就……”句式的连续运用，把看戏、睡觉、喝酒这一系列动作，说得如此轻松。这无疑为文章本身增添不少情趣，也巧妙地传达出作者随性自然、闲适隐逸的生命情怀。中学生们在学习文学读本中具有范文性质的散文《乌篷船》的过程中，能够从中体会到散文写作应该如何进行巧妙的结构布局，以及怎样娴熟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无疑，这能提升学生的审美感悟能力和陶冶个人的内在情操。

　　就选文构成而言，散文选本在侧重美文、小品文的同时，还收录有不少应用之文。更为特殊的是，其中还有一些探讨散文作法的文章。在此意义上，体现出散文选本的选文面貌的复杂性，而这最终会指向中学国文教育。比如，在林荫南编选的《模范小品文读本》中，选入了刘熏宇和夏丏尊《小品文》、冯三昧《小品文与现代生活》、戴叔清《小品作法》。尤其是戴叔清的《小品作法》一文，直接为中学生如何写作小品文，在具体的方法层面提供了指导。此外，梁实秋的文章《论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构中的重要篇目，主要谈论散文的美感和文调，也曾多次入选曹聚仁编《散文甲选》、姜亮夫编《现代散文选（下册）》、何光霁编《模范散文选注》等重要散文选本。而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收录了不少讲授文法、技巧的实用内容，也包括对如何鉴赏和写作文章等进行系统介绍，以便于中学生全面掌握。比如，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中就指出：“本书选文力求各体匀称，不偏于某一种类、某一作家。……惟运用上注重于形式，对于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等，讨究不厌详细。”这一系列举措，都有利于中学生学习一些作文技法。而诸多类属于中学国语补充读本的散文选本，也致力于为中学国文教育服务和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字运用能力。对此，朱自清认为：“叙述、说明、议论三体都是应用文的底子；不会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怎样能写作许多应用的文件呢？”故而，在编选文学选本时，朱自清“主张初中用分体办法；体不必多，叙事、写景、议论三种便够。因为初中学生对于文字的效用还未了然；这样做，意在给他打好鉴赏力和表现力的基础。类目标明与否，无甚关系，但文应以类相从”。实际上，不少散文选本都有依照这种体例进行编选。比如，陈思编《小品文甲选》依次分为小品文杂论、记叙的小品文、写景的小品文、抒情的小品文、暝想的小品文、讽刺的小品文；曹聚仁编《散文甲选》则分为散文杂论、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何光霁编《模范散文选注》分为说明体、议论体、记叙体。事实证明，这种分体的编选方法，是相对科学而合理的。

　　此外，从散文选本中其他体例的设计，也仍能看出其侧重于提高中学生的审美水平，以及对中学生作文能力的指导。比如，在江南文艺社编《现代中国散文选》中，设置有“作者介绍”。具体来看，徐志摩的散文“永远是那样的流利、轻快、曼艳，处处表露着作者的聪明灵巧”；冰心的“文字晶莹，有如珠玉”。再如，林荫南编《模范小品文读本》中，在每篇选文末尾，附有“编者的话”。在评价郭沫若的《小品六章》时，认为这“是饶有牧歌情趣的。文笔轻清如水，极富诗意”。至于鲁迅的《立论》，有如此点评：“懂得这样滑头的应付一切的人们，在这世上大概会成大功的吧。”此可谓画龙点睛，将《立论》的主旨鲜明地烘托出来，而讽刺之意，尽在其中。总之，这些散文选本中的体例编排，对于中学生把握不同作家的散文风格特征和体会文章的深刻主题，均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选文的来源（作家作品）、选本的编者（作家、学者和教育家）以及选本的读者（学生或教师），经由散文选本这一物质文化载体，主要在作家、编者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多边互动、复杂密切的关系。其间，亦呈现出一条清晰可辨的逻辑演进脉络。

　　散文选本中选文的来源，主要是新文学作家或学者写下的散文作品。其中，还存在着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有些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从事中学国文教育，比如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散文选本中的部分作品其实是专门为国文教学实践而作，具有较为明显的示范作用。以朱自清的散文《匆匆》《荷塘月色》为例，可以看到其语言清新雅致，而且相对讲究文章的修辞和结构。对此，朱自清直言：“写作散文，很注意文字的修饰。语句的层次和词义，句式，我都用心较量，特别是句式。”至于朱氏的散文风格，其本人认为“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的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如果说这里提及的“才力”方面的限制，属于主观的自谦之词，那么所谓“国文教师的环境”，无疑道出了客观之真实原因。故而，面对此种现象，有必要追问的是，朱自清等人在写作散文以供中学生作为范文学习的同时，对于作家写作本身是否也会造成某种限制？其实，倘若细读朱自清的这类散文，可以发现，在平实质朴之余，亦流露出过分注重语言和修辞的雕琢痕迹，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显得板正和滞重，而缺乏自然感与灵动之气。

　　至于散文选本的编者，在获取选文的来源之后，还面临着如何选的问题。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的选文呈现出颇为复杂的面貌，即美文与应用文并存。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些文章作法和政论杂感。散文选本中“选文”的构成，直接关乎学生当下的教育发展，甚至会导引其未来人生的重要走向。这也就极为考验散文选本编者的眼光和趣味，也能集中体现出编者的文学观念和教育理念。实际上，散文选本中收录的应用文和涉及如何作文的文章，重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以备将来走向社会之需；而美文和小品文更侧重于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以及丰富学生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编者进行选文时的比例权衡，本质上关系重大，而不容小视。对此，叶绍钧和朱自清认为“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这一问题的着重指出，可谓极具现实意义。某种程度而言，这揭示出中学国文教学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激烈博弈现象。但反视之，作为文学读本的散文选本，若是收录大量的应用之文，那么这种过于技术化、工具化的导向，是否也会致使中学国文教育中人文精神因子遭受压抑的情况出现。林荫南在编选《模范小品文读本》时，如此指出：“读者诸君，读完这一部模范小品文读本，自然对于一切小品文的写法，都能操纵自如了。”很显然，这是一种颇为自信的心态，但又是相对工具化的思维。因此，散文选本的编者亟需思考的是，如何使得工具性和人文性得到更好的统一，以及怎样去协调和处理好文学本位与教育本位之间的关系。

　　从读者接受来看，这些编者选录完成的散文选本，有一部分会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的课堂中，抑或是作为普通的文学读本，主要面向中学生。长久以来，在整个中学国文教学的过程中，中学生一般是作为被动接受的主体。此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故而，应该如何更好地调动中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自然有赖于教师的正确引导。也就是说，还要求教师调整或改变相应的课堂教学策略。如若教师只是将散文选本中的“文章”，看作是完成国文教育任务的工具，而忽视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学生人格的完善和个人性情及内在修养的提升，则不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与民国教育制度所规定的教学目标，亦背道而驰。陈平原认为：“文学教育的关键，在‘读本’而不在‘教科书’，是在导师引导下的阅读、讨论、探究，而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如何表演……”这一论断，指出了文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课堂，教师在全面利用散文选本的同时，如何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和兴趣，而不是按照常规的教科书按部就班地展开教学，致使最后沦为照本宣科的平庸地步，无疑，也是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散文选本编选和使用的过程中，还实现了从读者到作家的互动循环。现代散文选本进入中学国文教学的课堂之后，自然会扩大白话新文学的受众群体，使得更多作家的重要散文作品，进入广大的中学生视野，并逐渐地流传开来。比如，在1927—1937 年的教育型散文选本中，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周作人《苍蝇》《乌篷船》《苦雨》《故乡的野菜》、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丰子恺《作父亲》等散文篇目，都前后多次入选。因此，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反复入选的散文篇目，在中学生不断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中，也同样缓慢地完成经典化历程。值得提及的是，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仍是当前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这间接地巩固了鲁迅和朱自清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前述可见，在1927—1937年间，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涉及古代“文章”和现代散文的分歧，以及国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区别。这揭示出散文选本与国文教育之间，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事实同样证明，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之间本身也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关联。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主要构成了一种作家、编者、读者之间往复循环的多边互动关系。换而言之，即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链条：新文学作家写下的部分散文作品，适宜于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而编者将其收录散文选本中，以此作为教科书或补充性读物，提供给广大中学生阅读和学习；反之，这同样在扩大白话新文学的影响。总而言之，众多的散文选本在民国时期的历史情境中，呈现出相对复杂的文本形态；但也为我们深入地探讨，在通往国文教育的道路中，“文章”如何建设“教育”，以及“教育”怎样作用于“文章”，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

　　原标题：《《写作》新刊︱王军：通往国文教育的文章建设——以中国现代散文选本（1927—1937）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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