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从一些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有所探查——对他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也许是导师，也许是亦师亦友之同辈，也可能是专业领域上的前辈偶像——但无一例外，师与生通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让两个人产生了精神上的共振。 推荐一些科学家的传记给大家！希望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的共振，多年后也能与此刻的你产生共振。也愿读者朋友们在遇到困惑之时，能从阅读中得到指引，探到自己的答案。 回忆起在耶拿的时光，亚历山大·
从一些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有所探查——对他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也许是导师，也许是亦师亦友之同辈，也可能是专业领域上的前辈偶像——但无一例外，师与生通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让两个人产生了精神上的共振。
推荐一些科学家的传记给大家！希望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的共振，多年后也能与此刻的你产生共振。也愿读者朋友们在遇到困惑之时，能从阅读中得到指引，探到自己的答案。
回忆起在耶拿的时光，亚历山大·冯·洪堡称与歌德的交游“对自己的影响至为深远”。这段经历赋予了他观看与理解自然世界的“全新感官”，而他也将带着这样的感知力踏上去往南美洲的旅程。
1794年，洪堡初次拜访歌德。此时40多岁的歌德已经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文坛大家：早在20年前，他便以《少年维特之烦恼》驰名各国。而彼时的歌德他更着迷于自然——这位“伟大的母亲”。
席勒与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以及歌德（从左至右），在席勒耶拿别墅的花园中
洪堡与歌德的思想碰撞出了久违的火花。有洪堡在场，歌德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他翻出旧时的笔记、书籍和素描，将各种纸张成堆地摞在书桌上。他们讨论动物学和植物学理论，时而埋头写写画画，时而大声朗读。
歌德相信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力量。他对科学重燃的热情并未如席勒所预言的那样让他疏远艺术。他认为太久以来，科学与诗歌都被认为是“莫大的仇敌”，而他要做的是将两者融为一体。
他曾将自己关于植物“原型”的论文转写为一首题为《植物变形记》（Metamorphosis of Plants）的诗歌；而关于婚姻与恋情的小说《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的书名，同时也是当时的一个科学术语——形容不同化学元素之间结合的难易程度。因为促进化合物之间结合的“亲和力”是自然固有的，这同时也给讨论有机物生命本质的学者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歌德在小说中用化学键的性质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四位主人公之间变化无常的情感，这就相当于将化学研究转写成了文学作品。自然、科学与想象力愈走愈近。
洪堡相信，歌德在其剧作、小说与诗歌中对自然的描写，与最优秀科学家的发现同样真实可信。他将牢记歌德如何鼓励自己将自然与艺术、事实与想象结合起来。这种对主观性的重新强调，让洪堡将先前莱布尼茨、笛卡尔和牛顿等人推崇的机械宇宙观和浪漫主义诗学相连通。
洪堡让我们能够理解历史上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之间的联系：一种是牛顿在《光学》中写到的，彩虹是光通过雨滴折射形成的现象；另一种则是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所发出的批评，牛顿“毁尽了彩虹的诗意，说它不过是一块棱镜”。
1984年，斯万特·帕博受到艾伦·威尔逊（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理论的主要构建者，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生物演化学家之一）的论文影响，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古DNA研究写了下来投给《自然》。
几周后，我收到了《自然》的回信，编辑说，如果我能回复审稿人的一些小意见，他们之后就可以发表我的论文。没过多久，校样寄来了。
那时我正想着如何接近艾伦·威尔逊(在我看来，他如同神一般的存在)，并询问他，等我博士答辩之后，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在伯克利工作。
我不知该如何开口，于是便把校样稿的复印本寄给了他，没有附上任何说明。我觉得如果能提前看到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他会很高兴。我想以后再写信给他询问是否可以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自然》的进度很快，甚至设计了一幅DNA序列巧妙环绕太乃伊的封面插画。更为迅速的是，我收到了艾伦·威尔逊的回信。他称呼我为“帕博教授”——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和谷歌，所以他没法知晓我是谁。回信的其余部分更令我惊奇不已。他问我，是否能在即将到来的休假年到“我”的实验室访学！这真是个美丽的误会，全因为我什么介绍都没附。我跟伙伴们开玩笑说，最有名的分子演化学家艾伦·威尔逊或许会给我洗一年的凝胶板。然后我静下来给他回信，解释我不是教授，甚至还不是博士，也没有可以供他学术休假访问的实验室。相反，我倒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去他伯克利的实验室做博士后。
与大多数在睾酮刺激下精力充沛并主宰会议的科学家不同，艾伦·威尔逊声音低沉、言语轻柔，正如我想象中的伯克利人。他是一个目光温暖、留着长发的新西兰人。他让我感到很自在，并鼓励我追求自己的喜好、做自己认为最有前途的事情。与他的此次会面消除了我的疑虑，我告诉他我想去伯克利。
重建的尼安德特人骨架（左）以及现代的人类骨架（右）。照片来源：肯·幕布雷（Ken Mowbray），布莱恩·梅利（Blaine Maley），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加里·索耶（Gary Sawyer），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2009年，帕博的研究就能以确凿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所有现今人类的基因组信息均可追溯到非洲新近的祖先，这与严谨的‘走出非洲’假说相矛盾，而我的导师艾伦:威尔逊曾是‘走出非洲’的主要构建者之一，这些证据也与我自己长期以来坚信的理论背道而驰。”
我崇拜的工程师有很多，但艾米丽·沃伦·罗布林（Emily Warren Roebling）在我心中有独特的位置。她与任何不接收女性的大学培养出的任何男工程师相比不分伯仲，而她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工程学教育，她不过是出于需要而学习。她出色的沟通能力不仅让她获得了工地上工人的尊重，也让当时最高级别的政客对她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她监督完成了一项先驱性的工程。
从事建造业的女性在21世纪有着自己的挑战，但在艾米丽生活的时代，人们甚至不相信女性的大脑能够像她一样理解掌握复杂的数学和工程知识。而她的杰作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Bridge ），却成了纽约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作为一位年轻的结构工程师，我现在与艾米丽建造大桥时的年纪相仿，也深刻意识到建造重要地标建筑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但我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结构工程训练，有了经验、指导和支持之后才面对这些巨大挑战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工程师资格证。艾米丽则是在没有任何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的，她甚至不是一个获得认证的工程师。生活的悲剧迫使她承担起了未曾想过的责任，她却成功且优秀地完成了任务。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大桥，486米的跨度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大桥。这是第一座使用钢悬索的大桥，也是第一座应用如此大体量沉箱，并在其中使用炸药的大桥。这一工程创举直至今天仍在使用。
我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人们对于艾米丽贡献的评价差别极大。一些人认为她是项目背后真正的主力，另一些研究则完全没有提及她。但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她的贡献需要被认可。我很开心她的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
她是我的偶像，因为在一个女性没有话语权和地位的时代，她面对空前的挑战，使用了工程师所有的技能——专业知识，与工人和利益相关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意志——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大桥。
今日，坎农小姐设立的安妮·江普·坎农奖，以及她在行星分类研究上做出的贡献已经让她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天文科学家。
尽管当时的台长爱德华·皮克林将哈佛天文台视为一家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机构，他本人却是一位天才教育家。他曾允许一些意志坚定的女学生，选修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几门物理学课程。在进入哈佛教书后不久，他又为女性开设了一些天文学课程。
如今，他有充分的理由为当时的几位女学生感到骄傲了，因为她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占据了“头等重要的职位”。
拉德克利夫学院天文学专业的学生若符合条件，偶尔也能在哈佛天文台获得无薪助理的工作。1895年，瑟尔和皮克林选定安妮·江普·坎农获此殊荣。
皮克林向新来的坎农小姐，介绍了北极星附近的变星。坎农小姐也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的核查——不过不是在白天通过照片查看，而是在夜晚通过望远镜查看，她是有史以来受此任命的第一位女性助手。
32岁的坎农小姐之所以获得这项特权，要归功于她的教育背景：在韦尔斯利学院时，皮克林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学生萨拉·弗朗西丝·怀廷，给她上过物理课，而这门课程采用了他革新的那些方法为模板，开展动手操作的实验室教学。坎农小姐还上过怀廷教授开设的天文学课，这门课程教会了她如何操作韦尔斯利学院的那架4英寸布朗宁望远镜，并让她能及时了解哈佛学院天文台的活动。
在坎农小姐上大三的那个秋季，当1882年的大彗星像一只白翅鸟飞来时，怀廷小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监督着对它飞行路线的观测活动。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个天体闪耀着肉眼都能看到的光芒——甚至在白天也能看到，但是只有通过望远镜才能看清，这颗彗星在近距离擦过太阳时，其彗核是怎样分崩离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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