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创与确立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70 年代末作为基本国策开始考虑, 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从国际情况看:首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到70年代后期由于侵越战争失败和阿富汗战争陷入困境,逐渐转为僵持局面,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大减少。其次,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世界进入了高科技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信息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加强。再次,西欧、日本得益于科技和管理体制创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发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70 年代末作为基本国策开始考虑, 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从国际情况看:首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到70年代后期由于侵越战争失败和阿富汗战争陷入困境,逐渐转为僵持局面,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大减少。其次,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世界进入了高科技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信息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加强。再次,西欧、日本得益于科技和管理体制创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周边“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大步跨入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行列。同时,东欧国家在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期先后掀起三次改革浪潮,尤其是匈牙利经济模式及其成果引起中国高度关注。

  从国内情况看:首先,粉碎“”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中国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能够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由此产生了极大紧迫感。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大家都在寻找一条尽快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再次,在70年代初批准的扩大对外引进战略,对继承者无论是还是,都不存在任何争议和障碍,顺理成章地上升到对外开放的高度。正像所说:“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侵略战争,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有利于我们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从国内来讲,我们粉碎了‘’,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万众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的事业将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

  在此情况下,三个出国考察团成为对外开放的先导部队。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应“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的热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共派出代表团529批,人数达3213人。其中,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以上海市委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本经济代表团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最为引人关注。

  6月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本经济代表团的汇报。代表团认为,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飞跃的进展,关键是三条: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由于引进,节约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许多产品由落后一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内存款,二是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三是吸收外币存款。凯发在线报告提出:我们也要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辅助国内资金的不足。这是第一次把运用国外资金的问题提到中央最高层。

  6月3日,继续听取和讨论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汇报指出,港澳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廉价劳动力。他大胆地建议:对宝安(今属深圳)和珠海两个出口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把两个县改为省辖市;进出口直接与我驻港澳贸易机构联系,不再事事上报;两县所需原材料、设备由广东省负责,有困难的可以用贷款通过港澳进口,物资免税,手续简化;出口创汇部分留给当地;对到两地的港澳同胞和外宾只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检查从宽,简化手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和给渔民分一部分外汇。这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

  6月22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谷牧的访欧汇报。赴西欧考察团出访历时一个多月,参观了西欧25个主要城市的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收集了大量的信息资料。汇报用了近8个小时,要点有三个:1、欧洲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高速现代化,关键是科技高度发展,资本更加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2、中国已经落后很多。欧洲的资本商品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迫切希望和中国做生意;我们可以研究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的通行办法,来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我愿意接受50亿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代表回国前,就派人来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这说明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迫心情。”3、欧洲的现代化是一次工业革命,我们也必须进行这样的工业革命,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为此必须改进经济管理体制。

  三次汇报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感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差距还很大。指出,不抓70年代的东西不行。我们太落后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要总结“四三方案”的经验,步子可以再大一些。要研究一下支付方式,欧洲日本提出大量资金供我们使用。引进要加快,思想要解放一些。他肯定了对宝安、珠海实行外汇分成等特殊政策,决定明年就开始。但表示设立两个出口基地问题不简单,要专门讨论一次。表示,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帐,只要有产品,就没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思想要解放。“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能得到很大的利益。” 这些汇报使层更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

  1978年7月到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是酝酿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下一步对外开放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成为此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决策的来源。特别是9月9日的总结性报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问题,指出:“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科学研究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要努力引进中国当前急需的先进技术。”

  层就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达成共识,促使1978年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引进高潮。中国同国外签订了22个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78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1978年一年中,引进已经签约金额相当于前五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间中国累计引进总额的89.2%。 这一年是建国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

  1978年的引进计划突破了以往的引进框架,从过去的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到向国外大规模借贷;由单纯引进成套设备发展到吸引外资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由借贷发展到境外发行外债,甚至出现了创建经济特区的萌芽。当时的这些引进模式都是开创性的举措,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以后的开放过程中持续扩大使用,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